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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快32023-01-31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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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物联网产业迸发创新活力******

  【长镜头】

  光明日报记者 苏雁

  中国物联网产业规模接近3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8000家。其中,产业代表城市江苏省无锡市2022年产业规模预计达4000亿元,规模全省第一、全国领先。13年深耕物联网产业,无锡何以成功?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无锡一探究竟。

  1月3日,无锡高新区综合保税区的仓库中,无锡佳利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人员吴正阳轻点手机屏幕,一家集成电路公司的报关业务流程很快办理好了。随后,他在电脑键盘上敲入代码指令,只见他身后的几台叉车,在无锡海关物联网设备的监控下搬运货物,一辆载重约10吨的无人驾驶智能网联货车装满货物,从企业仓库途径集散中心、码头,实现全程自动装载和卸货。

  这是无锡物联网在促进集成电路产业上的一个典型应用场景。2022年,无锡集成电路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约占全国八分之一,建成完整覆盖集成电路各环节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13年来,物联网产业在无锡逐渐发展壮大,其主要经验就是以产业需求和行业应用为导向。2009年,国务院在无锡部署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截至2022年,无锡物联网产业聚集了3000多家骨干企业,诞生了各类涉及物联网产业的已上市企业80多家和14项物联网领域国际标准。

  无锡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第二站,是给物联网企业提供后端市场。10多年来,无锡诸多企业承接的物联网工程已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700多座城市。

  无锡为物联网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在新吴区旺庄养老院,每一位入住老人胸前都佩戴着一张智能定位卡,它是老人们的“贴身护卫”。无线定位技术可以获取位置信息,同时与移动护理系统、视频监控联动,老人发生突发状况时,可以一键报警。这是落户无锡的一家科技信息公司在智慧养老领域落地的一个应用场景。

  更多的企业从无锡出发,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物联网解决方案。在位于无锡惠山区的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中科院院士丁汉主导成功研发一款国产CAM软件——Turboworks。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简称“两机”)中包含大量空间曲面,加工过程稍有偏差,就会导致价格数十万元、上百万元的零件整个报废。作为该类零件加工工艺的载体,目前国内应用的CAM软件均被国外公司垄断。研究院服务两机产业,经过多年打磨,研发出这款从底层原始码开始、自主可控的工业设计软件,为大国重器研发生产提供高质量和定制化服务。

  智能服装厂和传统服装厂有啥区别?走进位于无锡市东港镇的红豆男装5G智能全连接示范工厂,记者看到,衣料沿着天花板吊挂线有序流转,这头主动“找”操作工开缝,那边齐刷刷“等”自动裁剪。“之前,年产80万套西服,需要工人近1000人,现在仅需600人,且个性定制、团购定制与批量生产可混流自由切换。”工厂负责人潘家祥向记者介绍。

  2022年,无锡市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预计为四成。无锡市规划,在几年之内,帮助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诊断,进行智能制造成熟度评估,遴选一批标杆企业,进行示范推广。

  物联网被认为是无锡的“产业名片”。“下一阶段,无锡将以‘人工智能+物联网’融合创新为主线,以智能传感、车联网、工业互联网‘一感两网’为主攻方向,着力补强卓越产业链,更高水平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加快将无锡物联网打造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无锡市委书记杜小刚信心满满地说。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05版)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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